试析杜威哲学的若干困境

刘华初

 

 [内容摘要]：杜威通过重新解释经验概念，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改造，但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仍然受到存在论基础不够坚实的批评，或者有相对主义倾向的质疑。杜威哲学的基础理论的困境可以归结为三个问题：一是杜威忽视了问题情境中不同层次与领域的区别，容易导致解释歧义和实用主义的不明晰性；二是他在对实用主义蕴含的基本原则时间情境的解释中缺乏历史维度，过程概念简单化；三是他对科学过于乐观，淡化哲学反思，模糊哲学与科学的不同内涵与功能，最终回归到自然主义。

[关键词]：杜威；实用主义；经验；层次；时间性情境

 

学术界对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存在一个普遍的误解，即认为杜威与实用主义是反对形而上学的。之所以有这种误解，是因为人们没有认识到实用主义集大成者杜威反对的是传统的、基于二元分离的那种形而上学。其实，杜威通过重新诠释经验与自然概念的内涵及其关系，结合科学主义与科学新成就，为实用主义哲学奠定了某种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基础。确切地说，他以连续性、生长和变化的情境、交互作用与偶然性等自然主义原则取消传统形而上学寻求固定“确定性”的合理性，把黑格尔整体观与追求实际效果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在美国传统自然主义基础上汲取进化论和现代心理学成果，用进化论改革消极的神学自然主义，从而建构了一种基于实践经验观之上的实用主义哲学，为新大陆树立了一座人文精神的丰碑。20世纪80年代前后，随着新实用主义的兴起，杜威实用主义得以复兴，并渗透到主宰美国哲学讲台的分析流派之中，杜威对美国现代社会的精神气质的建构作用得到重新确认和延续。

但是，对杜威实用主义误解的澄清并不能完全解除实用主义所遭遇到的困境，譬如，所谓实用主义形而上学的基础“无根”的指责，杜威哲学有走向后现代主义或相对主义的倾向，还有人对实用主义进行庸俗化解释或者斥之“肤浅”。杜威强烈的现实关怀与实践参与精神使得他偏重方法论，而忽视了哲学传统中一直保持下来的某种相对稳定性，而这恰恰是哲学沉思的生命力源泉。因为，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如果没有存在论的根基，哲学就如漂浮在汪洋大海上的一条小船，改变不了随波逐流的命题。杜威在哲学上的贡献也常常因为其语言文字“晦涩”、“不清晰”等指责而被遗忘。本文试图对杜威的哲学思想及其所受到的批评进行分析，从几个典型的方面探究它遭遇到的困境，希望澄清杜威哲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或将有助于对实用主义的更深入的理解。概括起来说，杜威实用主义的基础理论不够坚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对问题情境中的层次与领域的认识与划分不够清晰；二是在对实用主义蕴含的基本原则时间情境的解释中缺乏历史维度，过程概念简单化；三是他对科学过于乐观，忽视了哲学与实证科学的不同特征，试图用方法论的相通性抵消两者之间的差异性。把实用主义哲学奠基于进化论与心理学上，并试图把科学研究的经验方法推广到社会研究领域和社会改造中。

一、杜威对问题情境中层次和领域的混淆

杜威的经验理论既是实用主义存在论的基础，也是他所主张的面对问题情境的探究方法。杜威特别强调对问题情境的分析，但是，他对问题情境中诸要素的分析究竟是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还是放置在同一个层面上的不同领域中进行没有保存一致性，这表明他对层次与领域的界定不够清晰，其最大的模糊之处在于，他对经验、自然、存在等概念及其关系缺乏明确的界定。他还嘲笑那些想进行清晰界定的人，认为他们是想回到传统哲学二元划分的老路上去。然而，如果一些基本的术语没有相对稳定而明确的定义，我们就难以借助它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所以概念、判断、推论与观念终归是有相应的定义、内涵和外延的。不同的概念术语或问题不仅有区分，而且还有层次上的不同；对于一个确定的问题，我们通常会给予一个确定的层次、界限或领域，才能有清楚的了解，例如，一个命题在日常话语中与其在科学、哲学中的意义是存在差异的。不同的问题本身携带着其源出的情境，罗素声称他的摹状词理论解决了自柏拉图以来的“存在”问题，但是，罗素不过是站在一个与柏拉图不同的语言逻辑层面上，故而面对不同的问题情境而已，“语言分析既没有解决存在问题，也没有消解存在问题。”[①]

杜威常常说真理在于行动的效果，但是，对效果如何进行评价、这个评价的哲学基础在哪里，对这些看起来似乎构成了某种循环的问题，杜威却没有给出超越具象的明确答案。他总是盯着传统认识论的缺陷，把哲学家们对本体论的追求归因于人类在动荡不定的世界里寻求安全和稳定的那种原初习惯。[②]心理学的分析的确扣人心弦，但是，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的基础假定则混淆了问题的层次。易言之，小尺度的事物在大尺度上进行的解释要符合大尺度上的结构性逻辑，用一个历史的心理学事实作为对一个哲学基础命题的理论解释有层次错误之嫌，近代认识论哲学中两元分离的根本原因，并不一定是杜威所谓历史上初民状态的社会意识的必然结果。“考古学”式的、心理学式的论证也许可以解释人类如何产生意识和自我意识之类的问题，但是，对于细微一些的问题，如当下时代性的哲学纷争，可能不如哲学史知识的解释更合理。

没有社会现实感的哲学问题有多大价值是值得怀疑的，同样，对行动的宣扬也不能作为逃避沉思哲学基本问题的理由。虽然我们现在处于快节奏变化的时代，但哲学的主要角色不是“政治宣传部”。它仍然需要对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等哲学大师传承下来的那些基本问题的静思，这种静思需要一定程度上对日常生活的事务，包括当下社会性的却无哲学意义的事务的回避，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事件都有重要的哲学意义，有的很可能只是一个偶发事件，比如天灾导致的暂时性动荡。而且，对于哲学的沉思与实践的关怀，并不一定取此就必然舍彼。选择是多元化的，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人去作，都有价值和社会需要。虽然在不同的时代情境中各有不同，比如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与稳定的社会状态下，对哲学研究的急切需求就不同、侧重点也不同。对于哲学家来说，选择参与具体社会实践（尤其是政治实践活动）需要慎重考虑，在这一点上，实用主义的“效果原则”仍然适用。如果说杜威的几次参与政治性的社会活动在他所处时代美国社会的情境下有无必要是值得商榷的话（因为他的学说产生了社会影响），那么，在中国社会巨变的时代，牟宗三选择静思而远离民主运动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他把哲学当作了论证社会需要的工具，没有起到指导社会发展方向的作用，也丧失了哲学的生命力，他的学说从来不能使人产生投身科学或民主事业的冲动，他的员工中投身到科学或民主事业的也寥寥无几。[③]

杜威与许多现代哲学家一样积极地倡导行动，但是，过于激进地宣扬行为的哲学主张往往导致并不乐观的后果。其根源在于对长时段上的宏大历史任务与时代性特征鲜明的短时段任务的混淆，把不同层面上的要素置放在同一个层面上，而误认为只是处于不同的领域而已。这样就会错用不同层次上的要素结构来解释，得出的结果当然可想而知，例如在一个层面稳定的东西可能在另一个层面上被当作暂时性的了，或者相反。而且，杜威张扬实践的态度导致他对哲学沉思以及哲学根本问题的偏见，忽视了长时段与短时段要素之间的实质性差别，或者对事物要素不能进行分层次的了解，进而导致其哲学中的一些困难和模糊之处。这样，他建基于一般经验之上的、试图超越特殊性的实用主义哲学反而被拉回到具体的、特殊性的实效评判境遇之中，从而导致许多人对实用主义思想世俗化的片面解读。

杜威对这种层次与领域的混淆还表现在，他试图把哲学的基础建立在进化论或者心理学等科学的结论上，这必定会冒着将整体性的东西变成零散的部分的危险。在一个限定的狭小范围内借用心理学科学的成就有助于理解，是值得提倡的，例如罗素的《心的分析》受到华生行为主义心理学影响，“意义在于引起的行动，所要达到的效果。”[④]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知道，行为反应论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因为它常常不考虑其它要素或环节的影响，比如人们听到“有人拿刀杀人了”时，有的人逃避有的人上前救人，其中原因可能是职业要求，也可能是道德驱动，行为反应论就难以给出完满的解释。类似地，杜威实用主义也会犯由效果求真理从而如此这般简单地认定效果即真理的错误，因为行为中并不只是有意义存在，而且解决当前的问题并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例如对于农民革命的发生原因的研究就不是由于解决问题，而是揭示问题的意义，或者对困难进行反思，以便从长远眼光来解决问题。可遗憾的是，由于独特的历史背景，在三四百年的时间里，一件又一件的迫在眉睫的日常事情在美国人的生活日程中排得密密麻麻，如土地的开垦、战争与重建、小孩的教育、一望无际的棉花等待采摘，他们从未有过像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那样可以在大街上拉住行人辩论有关鞋匠木匠问题的工夫。因此，美国人形成了更关注面前的问题而非设想遥远将来的状况、更实际行动而非崇高理想的民族特性。也正是杜威和詹姆斯发展起来的实用主义从理论上给他们提供了哲学根据，使得他们能够心安理得地忙碌于能够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直接效果的劳动之中。然而，美国人也不是被动地沉浸于动物般“刺激——反应”模式中的机器，他们也有精神上的追求与信仰，周末也会和家人到教堂唱和美的赞歌。由此可见，杜威实用主义强烈的面向现实层面的特征与美国人关注现实效果一样源于美国民族的历史原因。

哲学作为人类文明历史中长时段的、超越具体时代性的、偏沉思的理论形式，与短时段的、强时代性的、偏向现实社会的生活世界的理论形式之间是不同的。在近现代哲学史中，哲学的发展至少有两条取向：一条走康德、黑格尔路线，即对存在本身的有根基的超越性研究；一条是现代哲学家之路，如海德格尔、杜威、维特根斯坦等人，紧贴现实生活世界进行哲学思考，希望拉近哲学与科学技术、现实世界的各种理论、思想、生活的距离。两者不可分割，也不可混淆；两者之间存在张力关系，哲学理论毕竟是理论，而不是技术生活的操作手册或者素描，就像艺术有高雅、通俗之分一样。在哲学反思的维度上，人类文明的进化和成就更多的不是通过遇到一个问题就专注于解决一个问题的模式，而是能够在理智上对形成的矛盾和冲突、造成不平衡进行反思，并最终在理论上得到合理的解决，形成有指导意义的经验知识进而指导成功的实践。这里既有问题所归属的层面差异，也有时间性因素的参与，即杜威的时间性情境观念。

二、杜威时间性情境中历史维度的缺失

杜威虽然反对固定不变的确定性，主张进化论式的过程性变动，但是，他对变化过程的时间性更像是一种简单的物理性时间，而不是事物内在要素运动发展从而导致事物展现出变化状态的历史性维度。换言之，杜威实用主义的时间性情境观中缺乏历史维度。

杜威在进化论和相对论等科学成果的鼓舞下，将时间性观念作为一条根本的哲学原则，而理性主义哲学所假定、所追求的固定不变的绝对实体、恒常观念和原理都是一种无时间性的信仰[①]。传统的经验是心理学的，在心理学的行为主义和机能主义变迁影响之下，杜威通过对“经验”的升级，把时间性和存在密切联系起来，从而倒置了近代哲学对客体、对象化事物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崇拜，把在时间中表现出来的经验流当作研究对象。如果说实践是造就时间流程之中意识的根源，那么在这一点上，杜威比海德格尔关注存在而非能动性的“经验”，更加显示出其对传统静思认识论和真理观的背离，而他与现代社会的动态性取向的时代精神更加契合。杜威试图将科学与哲学从存在论基础到方法论上紧密地结合起来，贯彻到有关人类改造世界的各种理智活动的解释之中，这体现了他一种强烈的黑格尔式整体观。

杜威接受詹姆斯的“实用真理”说，并进一步关注到对行动本身的存在背景，把对实践效果的判断放置在实践发生的情境域之内，这个情境是处于时间的连续性之中，还处于情境系列的连续性链条之中，实践不是个人的，而是处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他按照事件的时间跨度的长短尺度把事件和世界的历时维度进行分层，从而在事件所处的不同时间层来设定对应的时间性情境，这种方法的存在基础其实就是生活世界的分层：在生活中，我们从来不会混淆长时段的事物和短时段事物，比如对于个人的生活，当下的技术性事务与一生的理想之间的差别，一个追求非常崇高的人生理想目标的人，在进入菜市场购买日常生活所需的蔬果食物时也可能会讨价还价、斤斤计较。这并不被理解为矛盾，而是人能够自然地对各种不同层面上的具体情境进行的分析判断和协调，而形成了一种自然的行为反应模式的习惯，即使在黑格尔这样的能够进行理论反思的大哲学家亦然。对于群体、国家来说，长远的目标比如人类的各种美好的理想如“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阻碍它在面对现实具体问题时的“实用”考虑，这也是实用主义的精髓所在。新实用主义代表人物罗蒂曾提到过哲学中宏观与微观的细化研究时说，“微观与宏观：微观的职业主义，宏观的一手是苏格拉底，一手是暴政。”[⑤]在与传统认识论哲学的决裂上，杜威实用主义与其它现代哲学流派一样，但它开辟了不同于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第三条哲学途径，这条路是以现实实践为基础，将“实用价值”的评价贯穿于对全部可能性的哲学理论知识的反思之中，以一种有相对主义嫌疑的极端视角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任何精神性的思想知识，在最根本而宏大的层面上归属于实践、实践的效果。这是对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解释的尝试。

如果说杜威对情境的变化有时间性情境相当丰富的认知的话，那么他对时间的变化观念却停留在一种自然的时间观上，缺乏历史性深度。这是对黑格尔的历史性辩证法的丢失，从他对传统哲学否定变化的原因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传统哲学对变化的否定有三个原因，一是，人类为了有效生存需要控制环境，而控制意味着最小化危险，对稳定和重复的最大关注；二是，对现实世界的分析基于并不完全正确的类比，譬如与艺术的类比；最后，杜威以亚里士多德的方法为例，说它是生物学的和语法的，亚里斯多德对“种”概念的使用导致了一种本质主义，因为他认为生物学、语法结构与对应关系都是本体论事实，而形式理论在现代科学之下不再有效。显然，杜威对亚里士多德的这个批评缺乏历史眼光，当然，只有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哲学的发展达到今天的成就才可能发现其弊端，可以提出改造的可能性和可行的方案，而且改造所针对的也是传统哲学中所存在的问题，决不是凭空遐想。

用现代的哲学思维和标准来审视和评判过去的哲学理论，从而否定或反对它们都是缺乏历史性的一种评价方式，这容易和对同时代同情境之下的其它哲学理论或者社会批判混淆起来。对变动时间观念的简单化使得杜威否定了确定性对于理性认知的重要性，因为知识（包括哲学理论）的建构依赖于确定性假定方法。如果我们能够追问哲学史的发展链条在多大程度上是确定性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不确定性的，就能明白这一点。泰勒斯的学说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后来者研究的可能域，从而整个来说哲学史是一个域的链条。它既不是完全确定的，也不是完全自由和发散的。海德格尔的所谓“被抛于荒漠之中”是一个偏于极端的假设，因为并不存在一个完全的荒芜。越是贴近日常生活的论述越是合理的，越是超越的形而上学的论述就越是容易错误和不合时宜。但正是后者，而非前者，建立起我们思想和知识的大厦的架构。

重建时间性情境的历史维度，才能以更加宽容的观念色谱来解释和包容过去的理论，才能历史性地理解曾经被杜威等现代哲学家们激烈批判的古典思想和传统哲学。拿古希腊哲学来说，它是那个时代和生活状态下希腊人的时代精神的表达，符合他们的精神生活的需要，但未必与当时世界的历史条件对希腊人提出的即时任务与要求相一致，换言之，古希腊哲人远不像当时的军事首领们那样面对城邦遭遇外来威胁的眼前困境所具有的强烈现实感。故而在短时段上，古希腊哲学并没有适当地反映真实的时代精神，沉思代替了文化和政治扩张；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在一个长时段尺度上，哲学的沉思却又符合人类文明的长远利益。古希腊文明（甚至包括哲学）尽管不是古希腊人的现实利益的“实用”的表现，城邦的毁灭带给古希腊人的肯定不是幸福和美好的意义与荣光，却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辉煌和骄傲。柏拉图的《理想国》并非天真地追求理想的天国，只是在如何调节理想与现实政治实践之间还处于探索的初步阶段。

在缺乏历史维度上，混淆时段性和领域之主题，是科学性哲学研究中最易犯的一种返祖性错误：即否定上一个环节，但并没有超出之并进入下一个更有包容性和综合性的环节，而是几乎等同地返回到其更上的已经经过的环节之中去，对这个更古老的环节的改造并没有包容否定环节的积极元素，形成了一个简单的循环。然而，杜威实用主义在避免时段和领域两个维度的混淆与错位上这一点上做得并不好，从而导致了对杜威实用主义的各种错误解读。而且，杜威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真理观，仍然停留于对某种特定行动与命题的判断上。它本身具有的超越性潜能还没有完全被发掘出来，在对各种不同时间层面上的实践和理论的评判中，它还被动地依据一种特定情境，把它当作一种原始的要素，而没有超越情境本身的特殊性，或者寻找时间性过程背后潜在的历史性要素。又如，被杜威称为“自然主义的假定”的连续性原则，其运用受制于具体情境的具体特性，而不是超越其上对情境总体性特性的把握，这让哲学的抽象能力在反思的行动中大打折扣。

三、杜威对哲学与科学概念及功能的混淆

杜威哲学中的“实验”概念不同于一般的科学实验，他的“科学”也不同于物理学等近代以来诞生的狭义科学，而实为广义的科学概念。他曾说，“一切科学的判断，无论是物理还是伦理的，最后都是要用客观的、普遍和一般的名辞来陈述经验以指导进一步的经验的。”[⑥]可见，在杜威的思想中，物理学与伦理学一样，都是指导经验的方法。与皮尔士、詹姆斯一样，杜威高度崇尚科学。在他看来，谈论知识和经验对人类精神的影响当首推科学，杜威非常信任科学和科学的方法，视科学所论证了的材料为他进行哲学思考的基本事实。如果说狭义的实验只是科学研究中的实验方法，那么，杜威的实验伦理学中的“实验”就是科学实验方法在社会伦理生活中的一种推广方法。然而，我们知道永远不可能期望用实验来解决所有的科学问题，更重要的是，科学问题只是一个有限域内的问题，科学逻辑本身限制了其问题的真实意义，与实践经验所遭遇的类科学问题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随着人类生活经验的扩展和各种可能性的打开，可能呈现的问题一定会超出基于逻辑的科学表现形式，即使用科学实验方法，也不能修正，因为修正受制于科学逻辑本身的规则。[②]显然，在强烈概念明晰、研究专门化的当今学术界，杜威这种模糊哲学与科学关系的做法会导致众多的批评，备受诟病。

杜威对哲学与科学的边界划分也让人感到模糊不清，有人批评他“对于为何倾向爱因斯坦的理论而不是牛顿的，倾向贝多芬的音乐而不是巴赫，或者选择苦行的生活而不是华尔街银行家的生活，没有任何说法。”[⑦]而且，杜威对这样的质疑大多是置之不理，这与其对政治活动的积极而鲜明的态度相反，因为，他认为慢半拍或者不回复的无言答复会让那些“理论性”的问题自我消解，这与其基于进化论的自然主义立场相关。进化论对杜威哲学产生的影响深刻而且不可磨灭，既为其自然主义的特征，也是其问题所在。进化论不仅深刻地影响到杜威对自然世界的理解，而且在其伦理学中扮演着基本性的重要角色。他曾对赫胥黎的讲演不满，因为赫胥黎声称进化论不能提供任何道德的规劝，生物学的原理不能移植到道德领域。与杜威不同，摩尔认为自然主义伦理观，典型的是斯宾塞的理论，是用一个自然客体或者其某些特征来代替或者说明“善”，其结果是力图以某种自然科学来代替伦理学，这与伦理学的目的背道而驰。[⑧]

但是，复杂观念、道德理想和审美体验的进化与动物物种的进化是根本不同的事情。奥赫尔认为杜威用生物学理论做基础来解释认识论掩盖了“真”与“有用”之间的区别，而且会消解真理的“有用”说法，因为生存竞争的成功并不保证一种生物的信念或者视觉表象的真理性，其信念与表象必须是足够真的，或者足够充分的，才能生存下来，而以生存的、优越性的观点来看，真理对于一个信念是否有用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分的[⑨]。正因为杜威混淆了认识论与生物学，所以他难以真正解释诸如数学和宇宙理论等科学行为寻求真理的方面，因为一个科学理论自身之内并不包含真正支持或者反对一个诸如道德的规范行为的资源，而作为对于人类行为的解释，进化论并不是直接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是解释为何我们从事于如此的规范行为方式，用它们对于生存延续的重要性来解释这些规范。

杜威是社会改革的一个激进倡导者，他迫切地希望哲学理论能够为人类带来显著可见的社会变化。但他想把科学方法从以实验为基础的实证自然科学转换到难以（甚至无法）实验的社会科学领域来的想法，有时违背了他常常热衷的情境主义，这种内在自恰性问题在一切过于追求整体观而缺乏足够清晰的细节阐述的理论中很容易找到。杜威一方面反对固定不变的确定性，提倡情境主义，但另一方面却不能区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所面对的不同情境侧面。杜威有关哲学与科学之间关系的问题暴露出这样一个“哲学－科学”的循环：一方面，哲学要依赖科学所提供的材料，例如对宇宙论、心理学、脑科学等的基本科学结论；另一方面，哲学的观念似乎更为基础，它为科学研究提供整体而根本的观念，为科学现象作辩护性解释，对科学的信念提供某种保证，即杜威所说的“有保证的确信”。然而，杜威并没有对这个循环给出让人确信的论证，在论证和效果之间，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更看重效果。

杜威贬抑传统哲学而张扬科学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把传统哲学与科学相提并论、相对立，认为它们都是关于反省经验的，它们的对象主要是“属于第二级的和精炼过的体系”[⑩]，不同的是，因为自然科学不仅从原初经验中吸取原料，而且它们还回溯到原初经验的情境中去以求得验证，而传统哲学却没有返回到原初经验，所以，从方法上来说科学比哲学高明。杜威对哲学的改造就以科学研究为模版，但是在原初经验里，科学就显得无能为力，而哲学显示出其深刻的思维和直接的把握能力。

哲学曾经是理性的反思知识之源，古希腊的理性精神是科学的母体。在文艺复兴之后，科学革命的发生改变了这种局面，所有的现代科学都分离出来，并带走了很大部分的领地。然而，有一个根本的领地是带不走的，除了继续留在哲学那里就无立足之地，那就是人类理智对存在的不断反思。正是这块领地的存在，正是它对于人类的生存之不可或缺，哲学才得以有其存在的合法性根基。只要门类繁多的具体学科不涉足其基本假设前提的根本问题，那么这种合法性就不会瓦解。只要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的现实冲突没有解决，哲学就不会消亡。哲学进步的标志在于容纳的哲学空间和哲学时间：哲学空间指出了哲学问题的广泛性，对不同的对立理论的解释和涵盖模式、及其扩展性；哲学时间指出哲学史方面的对人类不同的生存历史性的根本问题的探究、及其扩展性。人类的探究是通过发明和研究新的假说进行的，新的假说作为一种反常对目前接受或者准备考虑的假说开始构成威胁。康德就是通过很好的设定了先验的假说来解决两派的争端，而且给后来者提供了进一步探究的题材和哲学研究的切入点：先验性问题。在这样的方面，科学如物理学天文学的确是一个值得哲学借鉴的典范。

结束语

实用主义侧重于“实用真理观”，但杜威关于经验——自然的理论为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奠定了一个自然主义经验论的存在论基础，虽然他没有建构一个宏大精深的哲学体系，但他在政治、伦理、社会和教育等诸多领域关切实践与效果的思想都与其实验的经验自然主义、工具主义的思想密不可分。然而，杜威既不像海德格尔那样以深邃的历史的目光洞穿传统形而上学的僵化，也没有像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分析哲学家，以严谨的逻辑和语言规则来撬开传统哲学坚硬的外壳。杜威在美国自然主义传统和英国经验论基础上，引入实证精神的成果，却不执著于实证主义的技术化，从而保持了哲学的高度反思精神，并实质上将实用主义改造成为一种价值评价的思想视界，对思想理论与知识的评价基准在于生活世界、尤其是文化生活世界里的实际效果。对实用主义世俗化的偏见在于对这个效果的世俗化，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窄化，或者基于集团利益的片面化。这样的转化在科学与技术领域是司空见惯的，但在哲学这个具有最高反思性的思想领域，就会导致本质上的误解，具有新时代精神和生命力的实用主义由此而被矮化成为控制技术领域的一个反馈公式，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也就成为批评者所说的一种无根基的技术主义了。

哲学中的创新常常并不在于拥有新的思想，而在于澄清以前并不清楚的理论，用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框架清晰地解释以前的各种主张、争论和困惑，为曾经的思想困境寻找出路。如果我们能够在对杜威实用主义困境的原因探究中获得智慧之源，那是因为杜威实用主义为我们启示了新思想的方向，如美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兰德尔所说，继续研究杜威的问题，改造他的洞察力甚至超越他的视野，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方式。

 

  Inquiry into Philosophical Predicament of Dewey’s Pragmatism

Liu Huachu

 

Abstract：Inquiry into the predicament of Dewey’s pragmatism shows up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his view on continuity and wholeness. He confused the difference layers of question situation, such as difference of the elements of long-term and short-term, and domains. His emphasis on time is full of his philosophical thought, but he ignored the timely situation because he neglected the inter-transitional relation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and the complicated understanding circle. His attempt of re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based on evolution and psychology means that he confuse the roles of philosophy and science, And his attempt to extend the experiential method efficient in scientific research to social research and social practices of reconstruction is inimical to his principle of situation, as well as a kind of simplification of the dialectic relation of philosophy-science.

Key Words:　John Dewey；Pragmatism；Experience；Hierarchy；Time Situation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