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自从诞生时起，就一直和唯物史观纠结在一起，很难从内涵上对它们做出明确的区分。这种状况不仅导致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称谓上的混乱，而且直接影响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立研究，以致它深藏的许多秘密直到今天都没有揭示出来。由于历史唯物主义长期以来一直被误读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应用，这就遮蔽了一个重大史实：恩格斯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确立者。恩格斯在世的时候，总是把创立马克思主义归功于马克思一个人，说马克思是天才，他只是个能手，没有他，马克思也能完成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勋业。实际上，恩格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缔造者和阐发者，而且马克思主义的重中之重——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在没有马克思参与的情况下，恩格斯独自确立起来的。回顾这段历史，缅怀恩格斯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不朽功绩，不仅可以恢复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共同创立新的天才世界观的历史真相，而且有助于加深对历史唯物主义精髓和真谛的理解。

　　一　历史唯物主义的离奇身世

　　一提起历史唯物主义，人们往往认为是马克思或恩格斯首先提出来的，列宁那句名言也强化了这种认识。列宁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1]其实，马克思根本和历史唯物主义无直接联系，这是在他逝世七年之后才出现的一个术语。历史唯物主义也不是恩格斯首创，而是恩格斯在十分无奈的情况下从当时“德国青年著作家”手中接收过来的一个“套语”。

　　19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振兴，在德国青年运动中唯物主义思潮时兴起来。德国思想界，特别是青年中，一向就有构造“体系”的传统，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论》中就痛斥“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老员工，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2]体系一般都博大完整，是知识的系统化，没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宏大的知识储备，是不可能构筑起来的。而当时“依附于党的青年著作家中间”[3]，很少有人认真收集材料，扎实进行研究，更谈不到“下一番功夫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发展形态史”。[4]他们既不想付出努力，又急于构造体系，于是就把唯物主义当作构造体系的垫脚石，如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施密特的信中所言：“对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做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5]他们把唯物主义这个标签贴到经济上去，就产生了经济唯物主义，贴到历史上去，就出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所以，恩格斯说，这些人“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那时就可能有一个巴尔特冒出来，并攻击在他那一流人中间反正已经退化为空话的问题本身”。[6]

　　恩格斯这段话明确地交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它原是流行于当时德国青年运动中关于历史观的一个套语，这个套语既可以满足他们构造体系的欲望，又可以不花精力，不去认真钻研历史，还可以掩盖自己知识的贫乏，一箭三雕，有了这个套语就可以宣称“问题已经解决了”，就能“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在德国青年中首先以套语形态生成了。恩格斯这段话还牵扯出一个重要人物保尔·巴尔特。此人生于1858年，比起同时代一般青年稍长几岁，他勤于研究和写作，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哲学家、社会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曾著有《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一书。在这本书中，巴尔特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极尽其歪曲攻击之能事，恩格斯写道：“巴尔特对马克思的批评，真是荒唐可笑，他首先制造一种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理论，说什么这应当是马克思的理论，继而发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但他并未由此得出结论说，是他，把某些不正确的东西塞给了马克思，相反的，却说马克思自相矛盾，不会运用自己的理论！”[7]巴尔特制造并塞给马克思的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理论，就是当时颇为流行的经济唯物主义或经济决定论。这种理论打上唯物主义的标签，用简单化和绝对化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历史，这正好适应了青年著作家不进行深入的历史研究就能构造出体系的心理需要，所以，一时传播很广，影响很大，就连马克思的女婿、法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拉法格也写出了《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一书，片面夸大经济对政治和历史的单方面的决定作用。巴尔特在大肆宣扬这种理论的同时，又利用青年著作家不深入研究历史而又借助唯物主义标签来构造体系的天生弱点，攻击在青年中已经化为套语和空话的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在巴尔特看来，经济唯物主义应当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硬核，可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他又没有找到经济唯物主义，他不反思自己设立的虚假前提，却去责备马克思，恩格斯说巴尔特“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8]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巴尔特也对它的套语形态持批评态度，以显示自己比同时代的青年著作家更高明。

　　刚刚出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境遇，使恩格斯左右为难，颇费踌躇。首先必须批评历史唯物主义当时所起的标签和套语的作用，尤其是那些把它变成标签和套语的“许多青年著作家”和“许许多多年轻的德国人”，[9]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10]相反，他们拒绝进行艰苦的搜集材料和研究工作，满足于“自己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企图在这种可怜的知识储备的基础上构建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这“的确造成过惊人的混乱”。[11]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当时所起的作用不好并不等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天生就带有“原罪”，要把历史唯物主义与它不幸成为套语这件事分开，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并非注定有错，错在它不应被当作标签而成为“不研究历史的借口”。在青年著作家都普遍认同历史唯物主义的情况下，去掉其套语形态，在最合理的意义上对它加以正确的规范也未尝有什么不好。这正好给恩格斯一个机会，借助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正确的表达去消除经济唯物主义对唯物史观的曲解，驱散巴尔特所散播的迷雾。

　　正是有鉴于此，恩格斯才在致康·施密特的信中提及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不过一个半月，即在1890年9月21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有了突然的转变。从这时起，恩格斯不仅不再批评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形态，相反他把历史唯物主义揽到了自己的名下，认为自己从前的著作就已经充分地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他在这封信中写道：“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在这两本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12]由批评历史唯物主义沦为构造体系的标签和不研究历史的借口与套语，到一下子承认其合法地位，认为自己早已详尽地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个短时间内发生的认识上的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与当时的思想战线的形势密切相关。在经济唯物主义时兴的情况下，接过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并对其加以正确的引导和阐发，反倒有利于消除经济唯物主义的影响，恢复唯物史观的本来面目。

　　正是沿着这个思路，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的导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地位再次加以提升。他说：“本书所捍卫的是我们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13]对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过去已有阐释，现在和将来还要加以捍卫，这就更加凸显了它的异乎寻常的重要性。随着同年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译成德文，发表在《新时代》杂志的第一、二期上，并采用《论历史唯物主义》为其标题，自此以后，历史唯物主义就正式登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崇高殿堂，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辨析

　　历史唯物主义最初作为构建体系的标签和套语，其内涵不甚明晰，当时的青年著作家们，只追求形式上的体系建构，不太注重内涵上的充实和严整，往往用“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去滥竽充数。他们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都是用贴标签的方式，“尽速”制造出来的，充其量不过沿袭现成的经济唯物主义的“第二手的东西”，[14]是对唯物史观的简单化和绝对化的理解而已。

　　这些“许许多多年轻的德国人”和唯物史观的“许多朋友”与党内的以保·恩斯特为首的“青年派”等沆瀣一气，明明是不学无术，却以党的理论家自居，“这些老兄的无能只能同他们的狂妄相比拟”。[15]而“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都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揶揄道：“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16]恩格斯没有把包括作为套语在内的历史唯物主义等具体观点进行曝光，但却抓住了它们的要害，指出：“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只存在于危机中，而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17]

　　当恩格斯决意接受历史唯物主义并表示自己从前已经详尽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今后还要加以捍卫的时候，他就开始逐步地赋予和揭示历史唯物主义应有的内涵。恩格斯认为，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详尽阐述是从《反杜林论》开始并在《费尔巴哈论》中得以继续。恩格斯这句话说在1890年，此前恩格斯有过许多历史观方面的著作，最著名的是他和马克思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为什么不说这两本书而单说《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详尽阐述呢？这就要考察这几本书的异同点。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就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形成并经典表述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当历史唯物主义出现时，唯物史观已经存在了近半个世纪，处于完全成熟的形态，这就使新出现的历史唯物主义摆脱不了唯物史观的笼罩，两者一直处于纠结的状态中。但细心观察也不难发现，《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历史演进的把握是宏观的，从人类生成的实践基础起始，逐次地阐述了人类历史的前提与生产、分工与所有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共产主义革命与世界历史思想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是从人类的原生形态氏族讲起，通过家庭形式的历史演化，一直叙述到文明的出现和私有制与阶级及国家的形成，又通过对私有制的自然历史演进过程的分析一直叙述到出现资本主义文明。总起来看，对历史的大尺度的、全景式的描述和分析是这两本书的共同特点。显然这个特点在恩格斯心目中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构成元素，所以他把这两本书排除在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详尽的阐述之外。《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是论战性和评述性的著作，宗旨根本不是阐发历史，也不存在对历史的大尺度和全景式的描述，它们之所以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其原因不在于它们涉猎了全人类的历史，而在于这两本书对近代以来的历史进行了唯物主义的解说。《反杜林论》只是在社会主义一章的理论部分接触到历史，而且也只是近代以来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它指出，近代初期，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还很不发展”，“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18]恩格斯在论述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贡献和局限性之后，才从理论上对近代以来的阶级斗争加以概括，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的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19]这是对阶级斗争根源的最深刻的揭示，也只有在近代社会以来才有可能在发展的形态上揭示出这种根源。这部分内容是《反杜林论》较之《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独有的，因此可以认定，《反杜林论》中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实现其历史使命的思想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的深刻揭示。同样，《费尔巴哈论》特别是第四章，在深刻追问历史活动的动机背后的动因是什么的基础上，进而指出：“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封建势力)的斗争和他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20]这一章还详尽分析了阶级斗争的核心是经济利益问题，而国家虽然具有重要作用，但归根结底“是从属性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21]《费尔巴哈论》还对国家、法、意识形态、哲学和宗教等上层建筑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可以说，这两本书是对近代以来的历史，特别对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各个领域的斗争的最全面系统的概括和说明。也正因为这个特点，恩格斯才说他在这两本书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了最为详尽的阐述。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论述近代以来的阶级斗争和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并不是《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所独有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他的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也不乏相关论述。问题在于，在当时集中精力批判唯心史观的大背景下，不得不大力强调了经济基础的作用，与之相比，对阶级斗争和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强调略显不足。这一点，恩格斯不止一次谈到过。他在1890年9月21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是基础，但对历史过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22]可是，过去长时间人们只看到对这一段话前半部分的强调，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像后半段话那样明确指出，把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即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理解为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这是对唯物史观的极大歪曲。正是由于缺少这个强有力的声明，这就给了巴尔特等人以可乘之机，把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恩格斯为此做过自我批评：“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因素以应有的重视。”[23]因此恩格斯接过历史唯物主义其目的就是要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澄清中，把被经济唯物主义歪曲了的唯物史观矫正过来，集中体现为对阶级斗争的充分重视和对政治上层建筑反作用的高度认同。

　　在同一封信中，马克思为了批评经济决定论还深刻地论述了历史发展的合力论问题，并且把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资本论》都看成是和《反杜林论》与《费尔巴哈论》一样的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专著。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又以专门阐明政治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著称。恩格斯说，巴尔特“只需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一般依赖于经济条件范围内。……如果政治权利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24]

　　1892年的英文版导言是恩格斯唯一一次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的直接表述，他说：“我在英语中如果也像在其他许多语言中那样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我希望英国的体面人物不至过分感到吃惊。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而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25]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表述既和唯物史观相连接，强调了经济的基础地位，又与《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相一致，凸显了历史唯物主义对阶级斗争和政治上层建筑反作用的高度重视。

　　恩格斯晚年并未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而放弃唯物史观，他在许多场合下把这两个概念同时并用。比如致约·布洛赫的信，既说明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又说明他在《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了至当时最为详尽的阐述。在1894年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继续认定“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26]，等等。但有一点无可怀疑，恩格斯晚年已经更多地转向了历史唯物主义，其目的就是为了消除经济唯物主义的影响，给阶级斗争和政治上层建筑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以足够的重视。在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时代，政治革命和思想斗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前哨，听任经济唯物主义的泛滥，以为经济基础就能自动决定政治和历史的发展，这无疑是放弃革命斗争和思想战线的领导权。

　　恩格斯在经济唯物主义侵蚀党的理论基础的关键时刻，以敏锐的眼光和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挺身而出，借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之机，把被巴尔特和青年著作家们淡化和边缘化了的政治和思想斗争恢复到应有的地位，保持和光大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和斗争锋芒。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贡献是无可估量的。恩格斯虽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提出者，但他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强有力的确立者。没有恩格斯就没有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的理论和事业就不会像今天这样辉煌。

　　三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的区别

　　长期来，历史唯物主义一直笼罩在唯物史观的光环下，哲学和史学界也一直没有提出要求，将它们适当地加以区分。现在当我们系统地考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身世和内涵以后，已经为开展这一工作提供了必备条件。这里，仅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的以下几点不同：

　　1.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的研究对象不同。历史唯物主义的锋芒所指是经济唯物主义，主要是强调阶级斗争和政治上层建筑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只有从资本主义时代起才开始充分地显示出来，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主要以近代以来的历史为研究对象，是对从资本主义起始到未来共产主义历史发展的哲学说明。其中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贯穿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正是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才显示出政治和整个上层建筑的巨大作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切忽视政治而只专注经济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而唯物史观主要是针对唯心史观，它以全部人类历史演进为对象，是从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的变革出发对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说明。唯物史观也重视阶级斗争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但它时刻不忘记这种反作用是第二性的，是在经济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产生的，否定这一点就会走向历史唯心主义。所以唯物史观的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社会实践决定思想观念，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比较起来，唯物史观是历史研究中的总体、一般和全景，而历史唯物主义是局部、个别和特例。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史观的近代部分，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历史唯物主义是全部唯物史观的缩影，能起到透视全部人类历史的作用。自从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以后，由于当下我们正处于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时段内，所以在现实的应用和实践指导上，历史唯物主义又成为一般，能起到普遍指导作用。而唯物史观却成为个别和特例，只有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历史，特别是原始社会史、民族史、宗教史、家庭史、伦理史、文化史等等才是唯物史观的广阔园地。在当今，除了特殊领域，历史唯物主义足可以应对指导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具有比唯物史观更大的应用空间。

　　2.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的学科性质不同，存在着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的差别与纠结。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是历史领域中的唯物主义，与它相平行的还有自然唯物主义、经济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庸俗唯物主义等等。任何哲学都有社会和阶级的背景，都是一定阶级特定时期的世界观，反映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历史唯物主义同样如此，它不仅解释近代以来的历史，而且还要改变近代以来的世界。它寄希望于无产阶级，把无产阶级看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心脏和实践者，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无产阶级实现自己崇高的历史使命的锐利的思想武器。所以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明显的批判性和意识形态性，它像政治经济学一样，“它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情感，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27]一直受到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的诟病。所以，历史唯物主义只能为马克思所奠基，为恩格斯所确立，任何站在无产阶级敌对立场上的人都不可能认同历史唯物主义。

　　唯物史观则相反，它是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一种观点和看法，与它相平行的还有唯心史观、自然史观、英雄史观、偶然史观等。这些历史观都抓住了历史发展中的某一方面加以放大和膨胀，成为一种系统的历史观点。因此，这些历史观既有其合理之处，也有其先天的偏颇和弱点。在所有的历史观中，唯物史观是唯一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它既克服了黑格尔用范畴构造体系的唯心主义的弊病，又充分重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变革的成果，用人及其生存的实践基础来解说历史。但唯物史观的产生绝没有离开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轨道，也不单纯是马克思个人的思想成果，历史上的许多先进的思想家都曾在正确认识历史的不懈追求中做出过自己的贡献。恩格斯多次肯定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的重大意义，称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28]。恩格斯的这些话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唯物史观不只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真理，它所揭示的是全人类历史发展的机制和规律。因此，唯物史观不仅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所发现，其他阶级的先进人物，只要能够认真地梳理材料，如实地反映历史，潜心从事研究，也可以发现唯物史观或揭示唯物史观的片段和碎片。众所周知，黑格尔承认历史具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费尔巴哈排除一切外在因素，在人自身中寻求历史演进的真谛，这些也都为唯物史观的产生做出了重要的思想铺垫。正是这一点鲜明地体现了唯物史观视野广阔，海纳百川，具有超意识形态的科学性质，或者说唯物史观本身就是科学，其使命是从宏观视角正确、全面、如实地揭示人类历史的演进及其规律。恩格斯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29]历史揭示得越真实、越彻底，就越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史观继承了人类文明史上的思想精华，是阶级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典范，在这个意义上，唯物史观不仅是无产阶级的，而且更是全人类的共同的思想财富。

　　3.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的研究目的和路径不同。历史唯物主义既以近代以来的历史为背景，而我们又生活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中，这就决定了近代历史同时又是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其联接。历史唯物主义的使命不是发现或揭示近代以来的历史真实，而是要对已经出现或发生的历史和现实事件、人物用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哲学反思和透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发现事物本质联系，揭示内在规律，最后达到对事物的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所以恩格斯在第一次表述历史唯物主义定义的时候，首先指明，历史唯物主义探求的是“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从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中寻找经济根源和阶级政治原因。只有唯物主义才能击破唯心史观对历史和现实的歪曲，真正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提供思想武器。所以，历史唯物主义追求的不是事实和真相，而是正确的认识和思想，而且是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相关联的认识和思想。历史唯物主义虽然不具唯物史观的总体性，但由于事关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更显得极端重要。出于阶级意识和阶级自觉，恩格斯从唯物史观中分离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格外重视，而且要加以捍卫，其重要原因是历史唯物主义能把历史和现实统一起来，对现实具有更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从现实到思想的研究理路，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系列的著作中，《共产党宣言》、《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作品。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和实践，都呼唤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场，而历史唯物主义也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才能得到验证、发展和升华。

　　唯物史观在推出历史唯物主义之后，则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它重点已转向人类原生形态以及诸如种族、土地、家庭、伦理、文化、宗教等部门的实证研究。其使命是发现人类历史演进的深层奥秘，增进对人类历史发展各层面细节的了解，绘制出更加广阔和精细的历史演进的图谱来。由于历史的时空早已消逝，人们无法再现当时历史的场景，因此，唯物史观的研究途径只能是从无到有，从考古、文物发现、典籍分析和社会调查中获取历史遗存的化石和信息，经过筛选、过滤，去伪存真，从中发现历史的真实画面，填补历史的空白。摩尔根能够独立发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是因为他抓住了易洛魁部落这块人类远古社会的活化石，通过四十的年亲身生活和研究，终于发现了人类原生形态的秘密，揭示出氏族及其内部不通婚就是古代社会相当长一段时期的真谛所在。唯物史观的这种从思想或信息到历史真实的致思理路，经典地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中。

　　综汇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的这些不同的特点，可以看出，今天已经有可能对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做出适当的区分。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有从文本或直觉得来的感悟，都能在许多场合下恰当地使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概念。这里的论述只不过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区分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的理论自觉而已。

　　注释：

　　[1]《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第68页。

　　[2][13][18][19][28][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44页；第698页；第608页；第617页；第661页；第777页。

　　[3][4][5][6][7][8][9][10][11][12][14][15][16][17][20][21][22][23][24][25][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92页；第692页；第691-692页；第692页；第710页；第704页；第691、692页；第698页；第697-698页；第691页；第695页；第695页；第705页；第250页；第251页；第695-696页；第698页；第704-705页；第704-705页；第733页；第733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02页。

　　(张奎良，黑龙江大学哲学系，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