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向大气中累计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不断上升、打破自然界碳循环的平衡造成的。我们应当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予以高度重视。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一工作组评估报告于今年9月26日获得成员国政府批准。该报告历时5年，经来自39个国家的259位科学家参与得以完成。它是国际科学界和政府界不懈艰苦探索复杂气候变化科学努力的又一个里程碑。
该报告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了研究进展：
首先，科学观测表明，全球气候在过去的年代里确实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几乎所有地区都经历了升温过程，体现在地球表面气温和海洋温度的上升、海平面的上升、格陵兰和南极冰帽消融和冰川退缩、极端气候事件频率的上升等方面。
第二，全球气候变化是由自然影响因素和人为影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但对于1950年以来观测到的变化，人为因素是显著和主要的影响因素。报告在量化自然和人为驱动因子对1951--2010年间观测到的变暖(约0.6℃)贡献度时指出，人为温室气体排放贡献可能在0.5--1.3℃之间，而自然强迫的贡献可能在-0.1--0.1℃之间。在人为影响因素中，向大气层中排放二氧化碳的长期积累是主要因素;但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贡献也十分显著。
第三，控制全球温升的目标与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有关，在逻辑上也会引出剩余排放空间限制的要求，但由此推断的长期排放目标和排放空间数值在科学上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报告运用两种论述方法，在建立温升目标和累计排放空间之间数量关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有关结论包括，在最有可能(可能性66%)于2100年前实现全球温升控制在相对于1861--1880年(有最早温度观测数据的年份)的2℃以内目标的情景下，2050年全球人为二氧化碳年均排放量须在1990年水平上降低14%--96%;全球人为累计二氧化碳排放空间在可能性为33%、50%和66%的情况下将分别不超过1.56万亿、1.21万亿和1万亿吨碳。而自1861--1880年以来，截止到2011年，全球已累计排放0.53万亿吨碳。
但是，该报告还不能穷尽气候科学的发展，还有大量的重要问题没有解决，反映了人类在认识复杂气候系统上存在的局限性。
首先，针对联合国气候谈判业已达成的相对工业革命之前温升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目前科学上仍无法给出工业革命前(1750年)的参考温度水平，这就意味着，本报告关于温升的观测值、对未来不同情景下的温升预估以及对不同温升情景下的排放空间预估等尚无法定义一个气候变化临界阈值，无法直接对谈判的温升目标提供支持。
其次，报告结论在显示了鲜明的趋势性判断之余，在作出定量判断的努力时饱受不确定性的困扰。报告在具有重大政策含义的排放空间、长期排放目标问题上，只能给出十分宽泛的估值范围，而难于给出确切的数值。这主要是受制于观测、方法、机理认识等局限。
第三，报告对特定结论的信心水平往往依据于持此观点模式、文献和专家的数量多寡，还不能完全依据客观的证据数量，不能避免“真理可能在少数人手里”的情况。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对气候变化科学事实的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全球气候确实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向大气中累计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不断上升、打破自然界碳循环的平衡造成的。我们应当尊重这样的科学事实，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予以高度重视。
第二，将2100年全球表面气温比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时的温度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内，是一个艰巨的目标，应当长期不懈努力实现。但此目标科学性尚有待探索。
第三，该报告饱受不确定性的困扰，这使得我们在未来面临着排放目标与排放空间数量边界的不确定性和应对气候变化技术经济措施不确定性的双重不确定性，这是来自自然界和社会经济系统不确定性的叠加。这就要求我们在确定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战略决策中，进一步发展处理不确定性的科学思维和正确方法，以一种辩证的眼光既重视不断探索这样的一个目标趋势、形成不断逼近更精确目标的机制和过程，又不陷入对排放目标和排放空间数值简单机械的理解。
第四，气候变化科学中的很多复杂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例如近15年来温室气体排放速率提高，但温升速率下降的现象就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需要持续不断的探索。今后还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IPCC机制，促进全球在气候科学评价领域的合作。中国政府和科学家愿意也应当为这一科学合作作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