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的学科、学术及其理论前沿研究，党的十七大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作为大会“政治报告”的内容讲了一段极为重要的话，指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这一指示告诉我们：其一，学科、学术研究，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其二，学科、学术研究，重在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其三，学科、学术研究为党和人民服务的方式之一，是提供“思想”产品；其四，我国的学科、学术研究要有国际视野，要搭建国际对话的平台，要走向世界。我认为，这理应成为我们当前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前沿问题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思维理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甚至是可以思考建构一级学科的一个重要领域，理应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推进学科体系的创新发展。
新时期以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团队建设可以讲两句话：一是获得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了辉煌成绩；二是任重道远，还有许多带有根本性的开拓研究空间。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团队建设发展的新的生长点是什么？新的突破口在哪里？我以为首先在于一些带有前提性、基础性问题的科学把握与合理解决，因为这些问题不能取得基本共识，就难以推进团队建设发展。本文就此提出几个前沿性课题，愿与各位同仁共同探讨。
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前沿研究中的几个矛盾性问题
什么是学科前沿问题？我认为它至少有三重规定：（1）团队建设发展紧迫需要而又尚待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2）学科领域中理论与实践发生矛盾而又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3）学科理论逻辑演进中生发出来而又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一般说，事处“前沿”，是要时刻准备冲锋陷阵的。它可能成功，有所突破，有所建树；然而，也可能失误。凡郑重的探索，就应当允许失误。虽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有一定意识形态性，但亦应如此。
学科前沿问题，可呈现为理论的内部矛盾，也可呈现为理论与实际的矛盾，但归根结蒂是后者。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前沿问题而言，如果以目前我国理论质量和学术水平较高的有代表性的专著式教材或者教材性专著为“蓝本”（以下简称“理论蓝本”。这些“理论蓝本”对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事业的历史性贡献，是不言而喻的，无须赘述），那么，它给定的“原理体系”所显现出来的上述矛盾，重要的也许还不在于这种“理论蓝本”的学理体制内部，而在于作为这种“学理体制”前提的“论域”问题。就是说，要进行一种前提性思考，即对一些似乎不证自明、司空见惯的具有先决条件和基本根据意义的矛盾现象进行前提性追问。现在我们来扼要检视分析这些矛盾。
1.学科研究的对象范围尚存在历史性局限，从而学科边界不够明晰
所谓学科边界问题，实质是一个学科研究的对象范围问题。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化建设，已有多年。学科化建设的基础，就是理论化。而理论本身意味着对于实际的间接性和超越性，意味着脱开“当下”感性的、知性的东西“脱颖而出”。正如马克思所说，意识“摆脱世界”才能“去构造‘纯粹的’理论”①。而我们的现行“理论蓝本”的思维框架，基本聚焦于中国的现代实际、中国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际，总体上说，至少还没有明确走出“中国现代实际”研究对象的圈子。这样，在学科边界问题上就造成了尖锐矛盾：一方面，学界公认，古、今、中、外都存在思想政治教育，可谓源远流长。尽管原始社会有无完整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尚有不同意见，尽管国外和中国古代不是这样称谓，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我国现行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研究的主流视阈、历史和逻辑起点以及基本理论框架，仍然囿于“中国现代实际”的边界范围。尽管有少量著述探讨了当代世界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史等，但并没有很多影响现行原理体系的建构。为什么？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世界范围的、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中外古代尤其是对于国外古今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还很不够。理论源于实际。以“中国现代实际”替代“人类社会普遍存在”而概括提升出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显然会有以偏概全之嫌。即使是试图提炼总结出具有世界普遍解释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也力不从心。
2.学科研究对象的历史局限，造成了理论层次不够明晰
从宏观视角品味现行“理论蓝本”，可以看到，它交叉混合的包含有三个理论层次：（1）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或称基本原理，它的层次规范，是管“一般”，管“古今中外”，是人类世界文明发展的结晶；（2）中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原理，即我们党和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它的实践背景和依据十分明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创造的，是我国现代实践的经验总结，而不是古今中外“共通”的实践产物。它的层次规范，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是中国特色的，主要是管中国的事情。我们现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总体上就是这种理论架构；（3）中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应用理论。它并不是原理性理论，而是可操作的实践观念体系，是原理与实践的中间环节。
现在的问题是：学科元理论或称学科基本原理，还没有自觉从“中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中剥离出来，以“特殊”淹没了“一般”；“中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应用理论”，也还混同于“中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之中。这种层次混杂的理论架构，既不利于各层次理论相对独立地发展，也不利于整个学科体系的科学化建设。
3.学科内容规范不够明晰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而言，所谓“内容规范”，应当包含有三个方面的理论指向：一是理论体系的内容规范；二是指向教育对象的“实施教育”的内容规范，也就是施教于对象一些什么内容；三是上述二者内含的评价规范。
由于受到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蓝本”学科边界和理论层次都不够明晰的制约，内容规范存在某种紊乱现象几乎是难以避免的。首先，关于理论体系的内容规范，现在面临的主要矛盾性课题，是论域不明，三个层次的内容规范没有划开，因而，解释力的目标指向不清，理论体系尚待分层次并内在地逻辑地整合统一。其次，关于“实施教育”的内容规范，现在面临的主要矛盾性课题，是具体探究研究古今中外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制度下、不同地域（国度、洲际、东西方）的施教内容。因为，在这些不同时空条件下的施教内容，显然会有不同内涵和意义，所以也显然不能把我们党和国家的施教内容当作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规范，如果那样，无异于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历史。而就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应当是揭示和阐述“施教内容”规范得以设置的本质、规律、条件以及指导原则、呈现形式、功能作用等。再次，关于理论体系内容和“施教内容”的评价规范，现在面临的主要矛盾性课题，是要依据唯物史观原理、特别是历史主义的方法，制定和阐释评价的基本准则。比如，历史上各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有无历史正当性的评价标准问题，一定历史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评价与个案评价及其关系问题，等等。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问题，有两种意义：一是作为理论体系重要构成部分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价值问题；二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施教活动的价值评价问题。两者是紧密联系的，前者是后者的历史基础和理论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实现形式和运动形态。
4.运动形式不够明晰
思想政治教育的运动形式问题极为重要。因为事物的运动形式，就是事物本身。我们通常所讲的物质的五种运动形式，就是物质的五种存在方式，毛泽东说，除此之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②。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失去了它的运动形式，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也就失去了它自身。目前，从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的视阈出发，专门的整合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运动形式的研究和阐释，似还罕见。此其一；其二，就思想政治教育具体的运动形式而言，与时俱进的、而不是停留在先前已有形式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中外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具体运动形式的研究，还是散碎的较少达成共识的，开拓空间还极大；其三，中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运动形式研究，虽多有成就，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动，形势严峻，亟待开拓创新。例如，除学校外，已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集中政治学习，传达中央精神，形势报告，思想谈话，批评与自我批评，集体思想教育活动，等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即使在学校，除员工外，这些曾经行之有效的传统运动形式，也逐渐淡化；就是在员工那里，许多形式也被边缘化了。所以，人们不得不惊呼：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究竟在哪里？这就迫使人们不能不研究它的现代运动形式，特别是它的媒介运动形式，即它作为主流思想文化基本载体的运动形式。就理论性质和应用导向来说，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研究和建设，完全陷于“学院化”甚至“经院化”是不可思议的。
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团队建设中的“中国认识”与“认识中国”
马克思曾经这样讲过：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而所谓“问题”，就是“时代声音”，就是时代“呼声”③。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中国认识”与“认识中国”课题的产生和提出，首先是学科理论遭遇的前文所述的四个方面矛盾和问题所决定的。就此，我想谈三点见解。
第一，明确自觉地厘清思想政治教育团队建设中“中国认识”与“认识中国”的必要性。在这里，所谓“中国认识”，也可说是如同物质产品的“中国制造”一样，即中国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造。广义地讲，它应当包括“认识中国”，但相对于“认识中国”，专指中国人民及其理论家对于世界普遍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认识，对其本质和规律的揭示，对本学科基本理论的系统创造和自觉建构。这一理论无疑具有元理论或者学科基本原理的性质；所谓“认识中国”，在“原理”而非“历史”的意义上，可以专指现代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即符合中国现代实际，适应现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就两者的关系而言，如果类比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那么，在理论逻辑上，“现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原理”，实际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的一个分支学科领域，是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在现代中国的实现形式。所不同的是，理论史的逻辑秩序走了相反的路，就是先有了“现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原理”，而后我们才去创建它的元理论。这就更加凸显了两者区分的迫切性。
目前，是否可以这样说，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蓝本”，至少还没有自觉超出“认识中国”的对象范围和框架内容，还没有实现从“认识中国”到“中国认识”的理论跃迁。进一步说，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化的程度还不够，还有很大带根本性的拓展空间。因此我以为，这种区分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则，它解决了两种不同“论域”理论阐释的混淆问题。二则，有利于元理论提升出来并重点建构建设。三则，有利于学科体系层次分明、结构完整的科学化、系统化建设。
第二，自觉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中国认识”的可能性。当前，加强和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建设，关键在于提升出“中国认识”的可能性。恩格斯在论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世界普遍意义时，曾明确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专属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刻意区分了产生于“德国”与产生于“德国人中间”，并作出了条件性和价值性分析。④ 在这里，如果是前者，即专属德国的产物，就会主要“管”德国的事情；如果是后者，即国际的产物，只不过是产生于“德国人中间”，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就要“管”世界的事情了。这同思想政治教育中“认识中国”与“中国认识”的情形非常类似。应当说，恩格斯这段话给了我们许多重要启示。
我认为，我们应当并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团队建设中的“中国认识”的元理论，产生于“中国人中间”。因为，在我国完全具备创建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认识”的优势条件，完全具有创建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或者叫学科基本原理的现实可能性。（1）我国具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无论作为文明古国所具有的传统资源，还是革命时期作为我党工作“中心环节”和政治优势的理论资源；无论作为党和国家的制度安排所具有的社会资源，还是作为当代思想文化建设的精神资源，都是世界所罕见的。（2）我国已具有创建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应当说，我们已有一些学者意识到创建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一些有见地的学术论文，一些有代表性的专著式教材，一些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学术专著，已经探讨了许多具有元理论性质的问题。现在的任务，一是自觉剥离，二是系统提升，三是逻辑建构，以期形成元理论的原理体系。（3）我国已具有创建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的队伍准备和人才基础。实在说，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性存在，固然是世界性的，但作为一种学科规制，原本就是我国人民及其理论家创造的。我们应当把这种创造“进行到底”。（4）世情和国情发展，为创建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契机和条件。伴随我国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力的日益提升，世界的“地球村”化趋势，特别是我国现阶段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宽松学术环境，以及新时期以来学科建制的健康运行和推动，都为创建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契机和条件。（5）最重要的是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总之，路径已开通，条件已具备，我们应为完成这一理论任务而努力奋斗。
第三，区分和建设“中国认识”与“认识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特别是打造“中国认识”的元理论体系，创造学科理论双维度的国际对话、交流平台，进一步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的建设发展。这有许多工作要做，根本在于学界学人的理性自觉。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费孝通先生曾在预言21世纪中国将有重大发展的语境下，提出“文化自觉”概念。认为，“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一种时代的要求”，“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⑤ 这是非常有见地的。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说，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团队建设中的“中国认识”与“认识中国”问题，既需要“文化自觉”，又显然同我国在世界崛起具有密切联系。我们常讲世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但在这种所谓“激荡”中，我们并不是要消极防御，只是管好自己的事，只是保证自己的文化安全，而是要犹如物质产品的“中国制造”那样，在思想文化产品上有“中国制造”，从而去发挥国际性影响。就是说，文化“激荡”是相互的，“进击”才是最安全的保障。我们常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重现曾经有过的辉煌、位置、影响和责任；意味着以人类和世界的眼光，参与、影响人类历史的进程：这不仅包括物质文明的进程，也应当包括思想文化的历史进程。应当说，许多国外理论已经影响了我们，而我们理论的世界性影响却还很不够。就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来说，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机遇以自己的理论创造，以大国思维的国际视野，去挥发中国的世界性影响作用。我们过去常讲“要为人类多作贡献”。这一点，毛泽东同志曾以伟大的政治气魄和宽广的民族胸怀多次强调和重申。我们应当向伟人学习。树立一点雄心壮志，付出一些艰辛努力，为推进世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术槽”的拓深拓展问题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术槽”概念，我是借鉴了一位论者在反思总结某学科30年历史经验时的某些见解，并依据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历史、现状和发展需要提出来的。实事求是地说，两者并不完全相同，问题也不见得那样沉重，但确有某种相似的历程和相近的课题。我认为，我们可以借鉴这位论者的观点和思路是：（1）某学科“专业槽太浅露而又宽泛，谁都可以伸进头来吃上一嘴。”只要关注的人，谁都可以进行“研究”并发表“学术成果”。一方面，参与者的广泛，成果数量之庞大，研究场面之热烈，令人叹为观止；另一方面，成果水平之低、选题之重复也令人感叹。（2）实证研究方法缺失，流于肤浅的现象描述，许多“研究成果——不仅仅文章结构窠臼化（原因、特点、对策），论述枯燥化（家庭、学校、社会），而且结论大都是“正确的废话”（加强、提高、重视）。（3）具有多学科参与的特点，但“始终未能形成科际整合的研究模式”。（4）因此，要加强“专业槽”建构——专业特有的学术论域、学术话语、学术规范；加强相关学科的联系、整合。⑥
诚然，一般说，思想政治教育团队建设必须坚持意识形态性与学术性的统一，两者在现实中是不可分割的，但一定学科的意识形态性是通过特定学术性建构实现的。也就是说，不同学科的意识形态性要通过不同学术性建构得以实现。因此我认为，“专业学术槽”仍是一个学科生存发展的根基。综观我国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团队建设情形，可以认为，今后一段时期在理论前沿研究、前提性问题反思以及学科化发展进程中，也许首要的、关键的是要解决“专业学术槽”的问题，解决“专业学术槽”的拓深拓展问题。说得长远一些、严峻一些，这一问题甚至关系到本学科的生死存亡。人们有时谈论，说某人“很专业”，是说他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相反，如果没有专业训练或专业自修却显得“很专业”，这个学科、专业，就很危险了。
拓深拓展“专业学术槽”，波及多方面工作。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几个紧迫性重大问题提出一些纲要性意见。
第一，探索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观”。这一点极为重要，就如同世界观是认识世界的“总开关”一样，它是合理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团队建设的“总开关”。它体现为一种“终极性解释追求”，规定和规范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原理以及学科学理体系。就我看，“思想政治教育观”实质是学科根本性问题的根本性自我认识、自我解读、自我把握，涉及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本体本质、核心理念、功能价值、运动形式、终极意义等多重基本规定性，说到底是要真正搞清“思想政治教育究竟是什么”。“是什么”？我的初步解读是：（1）就其终极意义而言，它是教育者“主观故意，’地运用各类各种传播介体以及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等影响受教育者的精神传导运动，是人的思想政治素养形成、发展、走向完善的助力，是惠及人的精神世界健康、进步、和谐、愉悦的行为实践活动。（2）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被纳入阶级关系运行的轨道，成为一个国家或一定社会集团主流（主导）思想文化、特别是基本价值观念以及人生观、世界观的运作载体和实现形式，是“一定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⑦。（3）思想政治教育的未来走向，将经过若干过渡形态，经过人类世界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回归它的本真形态或者终极意义。
第二，厘清论域和理论层次，探索更新学科理论体系。一是探索创建“中国认识”的元理论；二是规范中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三是重构中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应用理论。但我要强调的是：在探讨元理论的同时，必须强化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建设，包括原理体系和实践观念体系建设。因为这是我们团队建设的根基和“本钱”。我们需要的思维理路是“接着做”，而决不是“对着干”。由此构建双维度的国际对话、交流平台，在“中国认识”与“认识中国”双重发展中，推进学科体系建设。
第三，进一步谋划、实施中外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论”从“史”出，这是理论研究的“铁律”。特别是“中国认识”的元理论建构，没有“史”的支撑，是不能想象的。同时，学科体系的完善发展，也迫切需求中外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
第四，创新研究中国目前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运动形式。宽泛地说，古今中外的思想政治教育运动形式，都值得进一步研究。但特殊注重研究中国目前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运动形式，也许更具直接现实意义。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认为，应当将现代媒体媒介纳入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运动形式中来。最近，有学者研究，在德育环境方面，以电视、报刊、网络为主的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影响青少年员工思想品德的主要渠道，家长、教师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远远低于大众传媒。近五分之一的教师认为学校的德育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无能为力，越是发达地区的教师对当前学校德育作用的看法越悲观。⑧ 其实，“无能为力”说是不可取的，“悲观”态度也是不妥的。但社会各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更应重视和创新研究以现代媒体媒介为主要载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运动形式，却是极其迫切的和重要的。
第五，进一步规范和更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基本范畴。列宁说：“如果要进行论争，就要确切地阐明各个概念。”⑨ 这是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基础。比如，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既要看到它们元理论意义上的共通性、历史性和本真性，又要规范它们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具有时代性、具体性和发展性的基本内涵。又如，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主体与客体、规律、价值等都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规范之，取得基本共识，以便于学科基本理论的研究、建设和发展。这里，仅举一例，即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概念。我认为，它的表现形态是一种行为实践活动，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政治的实质是一种“思想的现实”，就是说，政治从来都不是自在的，而是自为的。所谓盲目政治，只是说它的指导原则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而不是说它没有明确的指导原则。为什么？就是因为“政治”——它管的是社会的长远、根本和全局性问题。而这种长远、根本、全局性问题，只有经过理论思维才能把握，因而现实中呈现出来的政治，只能是一种“理论形态”，是一种普遍性形式。
第六，应当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团队建设的时代背景条件研究。因为任何团队建设都是以一定历史条件为基础的。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更新建设需求所依据的时代背景条件，可以列出很多，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物质、精神、政治、社会、生态等五个文明建设，以及国际社会发展态势、我国与世界的全方位关联，等等，有些过去已讲得很多，这里，我想谈两个过去研究或强调得还很不够问题：（1）中国社会运行状态的建设视野。我认为，先前，我们党的基本任务是实现社会形态更替，所以一心一意谋“革命”，从而高度关注社会根本制度问题；现在，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实现社会的科学发展，所以一心一意谋“建设”，从而更加关注“社会运行状态问题”。比如，“和谐社会”到底是什么？它不是一种社会形态，而是社会运行状态，是一种良性的社会运行状态。历史反复证明，社会运行状态不同，社会发展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需求就不同，党和国家对其的着眼点和着重点也就不同。因此，同革命动荡年代相比，我国进入常规性稳态的社会运行状态后，思想政治教育观的合理转换根本在于：思想政治教育从服从、服务于革命运动转向重在社会建设和人自身建设。⑩ （2）国家的“后过渡性”及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性质的确证。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明确提出著名的“过渡时期理论”，认为“政治上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11) 列宁也称这个专政是“过渡型”国家，即国家具有过渡的性质。问题在于：过去我们把这种“过渡”仅仅看作时间概念，即国家在那一时期的“存在”，其实，依据马、恩、列关于国家不是被消灭、而是自我消亡的，不是突然消亡的、而是一个渐进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实际内容便是将国家攫取的权力一部分一部分地还给社会自身，因此这种“过渡性国家”的实质是标示它具有阶级性与民众性的双重属性。这种完成社会转变之后即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的过渡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后过渡性”现象。
国家是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因而国家的双重属性也就规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很长一个时期，政治类事物具有过渡性的双重属性。比如，现阶段政党具有“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其实就是这种双重属性的反映。所以我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如同“政治”、“国家”等这些社会运行的基本规范，如同哲学、艺术等这些社会意识形式一样，思想政治教育也必然具有阶级性与民众性的双重属性及其过渡性质。因此，这一“后过渡性”视野，无疑将引起对思想政治教育性质的重新审视。
第七，关于历史主义原则与团队建设中的“接着做”问题。历史主义的态度或原则，简要地说，就是具体地、历史地看待问题，把事物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观察、分析和对待。把握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主要强调：（1）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原则；（2）条件性原则，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3）整体性原则，或者叫联系性原则；（4）创新性原则。
我认为，在历史转型期、社会转型期特别需求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它的骨子里是坚持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统一。因为，在转型期，最必要的是给先前历史以评价性价值性交待，同时，这种价值性交待里面已经蕴含了理想主义预期和憧憬；没有这种理想性的憧憬化为解释原则和评价原则，就不会有对历史的和现实的重新认识，也就易于造成某种偏弊，即脱离“时任”的历史条件，而纯粹理想主义的评价，导致某种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现实主义是以现实的合理性辩护为基点的，正所谓“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与理想主义相对应，现实主义趋向于“实在”，故而两者是一种既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偿的关系，两者的统一即表现为历史主义。
对于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前沿问题研究和理论的拓展拓深来说，坚持历史主义原则，最重要是“接着做”，而不要对立起来“对着干”。一方面，“接着做”，就是要实事求是地充分肯定先前的研究成果，对于许多理论、观点都要放到既定的历史条件下作出合理的正确评价，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接着做”。作为评价，比如，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个人服从整体，强调个人要为集体而无私奉献甚至勇于牺牲的精神，强调集中统一和铁的纪律，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不难设想，那时过多地强调个人价值，强调个性发展和个性自由，我们何以组织队伍，何以统一思想和步调以战胜强大的敌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些著名诗句集中反映了当时条件下革命先辈的基本价值观念。另一方面“接着做”，就是要依据时代条件需求，进一步提升、拓深拓展、创新研究新的观点、思想、原理，有些方面也许需要形成新的理论系统。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9－29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7－378页。
⑤ 转引自张梅颖：《引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走向世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6日。
⑥ 姚建龙：《远离辉煌的繁荣：青少年犯罪研究30年》，载《青年研究》2009年第1期。
⑦ 张耀灿、郑永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页。
⑧ 檀传宝等：《问题与出路——若干德育问题的调整与专题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37－142页。
⑨ 《列宁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4页。
⑩ 详见张澍军：《德育哲学引论》（修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1－62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4页。
【参考文献】
[1] 张梅颖：《引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走向世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6日。
[2] 姚建龙：《远离辉煌的繁荣：青少年犯罪研究30年》，载《青年研究》2009年第1期。
[3] 张耀灿、郑永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4] 檀传宝等：《问题与出路——若干德育问题的调整与专题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
[5] 张澍军：《德育哲学引论》（修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